1917年，刘文典到北大教书。一天，辜鸿铭问他：“你教什么课？”“汉魏文学。”刘文典恭敬地回答。“就你？”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

北大校园，时常回荡着学术争鸣的热烈讨论。这天，刘文典正走在北大的林荫道上，双手微微合在袖中，步伐却并不快。

一个熟悉而威严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你教什么课？” 他回头一看，是北大著名的“辫子教授”辜鸿铭，头发依旧梳得古怪，辫子高高束在脑后，飘荡着一种特立独行的气息。刘文典，虽是新来的教师，却并非无名之辈。他恭敬地答道：“汉魏文学。”

辜鸿铭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冷笑了一声：“就你？”言下之意充满轻蔑与质疑。这一幕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激起无数涟漪，悬念在空气中凝滞，似乎没有马上得到答案。

这个看似简单的对话，却揭开了北大这所学术殿堂中传统与革新、傲慢与自信碰撞的帷幕。

1917年，彼时的北京大学正处于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十字路口。这个年代，北大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精英，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刚上任不久，力求打破陈腐的教学体系，引入新的思想观念。而在这个校园里，既有像辜鸿铭这样的保守派学者，也有刘文典这样的新派人物。

辜鸿铭这个人物极具特点。他精通多国语言，西方思想烂熟于心，但他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穿着清朝遗老的服饰，留着象征旧时代的大辫子，言行举止中充满对西方的批判与对东方文化的崇敬。

他虽在西方颇有名气，曾被德国人奉为代表东方文明的学者之一，但在北大，他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却被许多人视为落伍和怪异。

而刘文典，作为一位新入职的年轻学者，虽然年少成名，但他的傲气和自信也让他不轻易屈服于权威。

在他心中，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思潮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活力。这也是他选择“汉魏文学”作为教学内容的初衷。他崇尚庄子之道，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先贤的智慧依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几天后的一次北大教授茶会上，辜鸿铭依旧穿着他的长袍马褂，稳稳地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杯，旁边的刘文典则一身朴素的学生装。那天，辜鸿铭似乎刻意挑起了话题，继续打量着这位新来的年轻教授。

“刘先生，你教汉魏文学。”辜鸿铭轻轻啜了一口茶，眼神中带着不屑，“我倒是觉得，这种课，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学究才有资格讲。”

刘文典微微一笑，没有立刻接话，而是从容地抿了一口茶。他并不想与辜鸿铭正面冲突，但他也不愿意被轻视。

他缓缓说道：“辜先生，您熟悉古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思想精髓，但在我看来，汉魏时期的文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瑰宝，更是联系古今思想的桥梁。这门课，不仅仅是古文的教学，更是让学生们从中学会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这番话显然带着锋芒，辜鸿铭微微皱了皱眉。他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你倒是有些自己的见解。不过，教书可不是只靠几句漂亮话就能胜任的。”

刘文典微微一笑，眼神坚定。他心里清楚，辜鸿铭是个极具学术威望的前辈，但他也知道，时代在变化，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文典的课程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讲授汉魏文学时，不仅仅是传统的经典诵读，还加入了许多关于时代变革与文学思想的讨论。

他将庄子、魏晋风度与现代的思潮结合在一起，鼓励学生们在古典文学中寻找现实的答案。

他的课堂气氛活跃，许多年轻学子都对这种新颖的讲授方式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辜鸿铭的课堂则依然充满了古老的仪式感。他坚持传统的师生礼仪，要求学生背诵《千字文》并用英文朗读，这种极富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让他在学生中也有了一批拥护者。

辜鸿铭的课堂与刘文典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维护，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

两人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更体现在学术观念的深层次分歧。

辜鸿铭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回归中国古代的礼教和道德规范来解决，而刘文典则认为，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解读，才能找到应对现代社会的办法。

在一次公开的学术论坛上，刘文典与辜鸿铭的思想碰撞达到了顶峰。辜鸿铭在演讲中激烈批评新文化运动，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正在摧毁中国的传统伦理。

他说：“中国的文化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改变。我们只需要遵循先贤的教导，就可以让这个国家重新强大。”

刘文典听完，缓缓站起，语气冷静但有力：“辜先生，您说的确实没错，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学习。但时代在变，世界在变，闭门造车只会让我们与世界脱节。汉魏文学的精髓正是在于，它们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更是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而是要从传统中汲取力量，迎接新的挑战。汉魏文学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人们，他们也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答案。我们今天的责任，正是要把这些思想发扬光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怀旧之中。”

辜鸿铭看着刘文典，没有再说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